但报应观念当中仍然保留着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残余。

但这种种性冲动，或基于性的感情，在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自由中都受到了限制和规制。人类物种遗传的任务不仅分担了，而且保持了生物基因的多样性，防止了面对意外疾病或灾难时，因基因单一可能出现种族甚或物种灭绝的巨大风险。

反倒是常常得到人们的同情、欣赏甚至是赞美。如果离婚时孩子年幼，孩子养育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使是性行为，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外的，在任何社会都不少见，以至于大观园里只有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这等于从一开始就在亲密的夫妻关系中砸进了一个楔子，造就了在禁止离婚制度下的婚姻中可能出现、而离婚自由原则意图避免的那种同床异梦的可能。就绝大多数妇女来说，可以推定，活下去仍然是第一位的。

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一般。我们的社会存在限制了我们。五、优化央地关系与规则确认型司法 央地财权与事权的失衡，对基层官民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宪法第101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1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参见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当中央成了最终的责任者，就格外凸显了央地关系的意义，以致没有中央的举措，很多问题都难于解决。[42]参见陈海光：《法官应当勤勉敬业》，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5月7日第2版。

但是，悲观者低估了本轮司改的动力，而乐观者忽视了改革措施面临的法理问题。[47]但是，中央的宏观调控需要、纵向化的责任机制、大量的央地共管事项等因素，很快打破了既定的事权界限，财权上浮、事权下沉的格局持续强化。

[25]例如左卫民教授认为，我国基层法院的财政是控制性财政，预算必须通过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才能向同级人大提交。[20]See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1(2)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435-491(2000). [21]喻希来：《中国地方自治论》，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2015年新《预算法》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供了两个渠道：一是省钱，即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全口径预算提高财政效率。通过审查地方政府行为和立法的合法性，行政诉讼可以遏制官员的自利行为，确保地方竞争在可控范围之内。

[28]参见王理万：《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只有将矛盾回应型司法转向规则确认型司法，使法院成为刚性法律规则的捍卫者，才能使政府和民众都能形成稳定的规则预期，从而有效防范社会矛盾的大面积发生。[47]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这些问题与上访过程显示的社会矛盾在成因上具有同构性。

因此，通过中立的司法审查机制来限制政策调整方式，维持法定的分权安排，应当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根本动力，是击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硬壳，以诉讼方式将涌入上访渠道的社会矛盾解决重新地方化。

[12]据统计，我国每年的上访多达400万～600万人次，[13]其中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是上访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而在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又占了多数。[8]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土地，地方政府可以获取巨额出让金、与土地相关的税费，或以土地抵押进行融资。

[35]参见孟建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第6版。而在我国，全国人大迄今没有出台一个关于司法改革的文件。由于必须屈从于地方的行政目标，法院独立审判的空间受到挤压，尽管这或许能维护一时一地的社会效果，长远来看则严重扭曲了法院不同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功能。关于公司化运作可参见赵树凯：《基层政府的体制症结》，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1期。二是司法改革特别是员额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司法效率下降。[49]在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前的学术讨论中，就曾有研究指出：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又必须通过修宪作出明文规定，成为中央与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依据，它们不应当是基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的讨价还价，而应当是基于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这一措施是基于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指导方针设计的，它直接体现了本轮司法改革的意图——扩大法院受案以将矛盾解决地方化。[14]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也把征地拆迁列为信访高发的首要原因。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法院的行政案件立案数量同比增幅221%，远高于法院案件量总体29%的增幅。该制度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使法官自身保持廉洁，二是确保审判权能够独立行使。

法院的独立与专业依赖于适当的案件负担，但汹涌而至的案件使法官无暇业务提升，行政目标嵌入案件审理过程则直接削弱法官对理论、知识和规则的需求。[45] 除此之外，仅仅优化央地事权和财权尚不足用，这两种权力还应当同人事权相平衡。

例如，虽然营改增是继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最重要的财税改革，央地就增值税的分成方案也已尘埃落定，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仍然没有启动。总之，需要消除的是地方保护，而不是地方化。1994年的分税制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及土地招拍挂制度，进一步加重了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就司法过程而言，各级人民法院都拥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地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只向同级人大负责，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审级监督而非领导关系。

这也使司法改革正面临新的窘境，例如员额制改革刚刚启动时，社会普遍担心入额竞争会非常激烈，但是在不少试点法院，由于预期待遇难以提高、终身追责加大了职业风险、审判自主权难以落实、案件负担大大加重等原因，法官入额积极性并不高，甚至出现入额报名不足、动员报名后虽参加考试但故意交白卷的情况。本文将以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为例，探究央地关系与公共治理危机间的联系。

我们也看到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虽然有原则性的事权分配安排，但税权的中央集权化在那之后是不断加剧的。国务院宣布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97%、地方3%的分成比例调整为全部作为中央收入。

此外，诸多改革措施也增加了大量新的行政事务，推动司法公开、判决书上网、全程录音录像等措施，使得法院的事务性工作成倍增加。首先，实现央地事权、财权、人事权的平衡。

二是借助司法个案的审判来维护这种分权关系，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落脚点所在。[15]参见封丽霞：《上访困局中的各方境况》，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2期。不以规则确认型司法为目标推进司法改革，只能事与愿违地使司法部门陷入更加行政化和工具化的危险之中。在诉讼爆炸的同时，法官数量却没有相应增长，仅从1978年的6万人增加到目前的21万人。

最后，强化司法权力能够通过诉讼抑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冲动、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增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政府对法院的外部控制并不仅仅表现为否决性质的权力，其还可以做出许多肯定意义上的资金分配决策。

2014年5月，中央开始禁止越级上访，也是力图将矛盾解决地方化。由于这对于改善地方财政状况没有明显的助益，减税还可能造成地方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可能会加重。

二是借钱，亦即将长期以来变相存在的地方债合法化。安德鲁·海伍德将政治过程的价值概括为参与性、回应性、合法性和自由。